《蒙氏家乘》 第09編 史乘暨名人軼事 - 下載本文

君賢民擁。據涅努巴西《南詔國的宮燈》所述,細奴邏“對民如甘泉,三月不加派勞役,九月不把皇糧增添”;為了國土的安危,“乘騎的戰馬很少卸鞍,日察一道道隘口,夜看一座座驛站”;對朝中文武賞罰分明。對貪臟枉法之人是嚴懲不貸,忠臣則是愛護有加。圣主賢明,自然頗受臣民的愛戴和擁護。

蒙細奴邏死后,他的孫子蒙盛邏皮為其在巍寶山上建土主廟并塑像進行祭祀,祭祀日初為每年的農歷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天。其后,蒙氏后人又在蒙舍川西北山立土主廟,曰蒙國土主廟,祭祀祖先細奴邏,祭祀日為每年農歷九月十三、十四兩天。

在蒙氏南詔政權消亡后,南詔王隆舜、舜化貞家族的子孫中有躲過滅族劫難,遷逃進入中原者,后輾轉定居于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安定(今甘肅定西)等地。

第八章 蒙姓家史上的耀眼建制——蒙澤縣

初唐曾設蒙澤縣,原址在今廣西橫縣蒙村。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引得蒙姓后代子孫的異常關注與無比自豪!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1124頁載:“蒙澤縣,唐置,尋省,故在今廣西橫縣”。明代編修的《橫州志 古跡》61頁載:“蒙澤縣,在橫洲城北(即蒙村),唐武德四年(621年)置,貞觀八年(634年)省入橫州”。還有《中國通史簡編》、《中國姓氏大辭典》以及許多史書,對蒙澤縣亦有記載。

根據歷史資料考證:公元42年,即東漢時代,光武帝任命伏波將軍馬援南征,進入中國大西南。當是,蒙氏高遠祖十八世祖天龍、天虎及祖姑劉王妃天鳳,奉命跟隨伏波將軍馬援南下。高遠祖三位孫子澤青、澤秀、澤吉年輕氣盛也隨軍征戰。在廣西(今橫縣)郁江伏波灘一戰中,高遠祖不幸陣亡。由于戰事吃緊,僅留下澤吉負責收殮祖父尸骸并選在雞兒灘上岸。上岸后,先在割茅嶺(今蒙垌村)落戶,以農耕為主。后因此處山林茂密,野獸出沒厲害,無法收成,只好沿著山邊遷徙至四排嶺一帶尋找棲身之地。最終選定在蒙村江頭村老廟間定居落業。根據流傳下來的史料稱:澤吉落戶當地后,遂于當地婦女完婚,南北結合,繁育后代,并按中原人文習俗,子女隨父起名。從那個時候開始,橫縣就有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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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廣西就有了蒙氏人家。

幾百年以后,隨著年代的更迭,人丁的興旺,蒙姓人口激增,并發展為多個村落部族。更重要的是蒙姓首領在屯兵方面戰功顯赫,捷報頻傳,為鞏固朝廷政權立下了卓越的功勛。由于蒙姓家大業大,在當時的南方是一個威望極高、影響廣泛的族姓,加之蒙姓首領屯兵有方,在當時堪稱精兵強將。

崢嶸歲月,戰績輝煌。蒙氏首領不滿足于現狀,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正式上書朝廷,要求在蒙氏村落部族一帶單列建縣。并從懷念其先人蒙澤吉隨伏波將軍南征后在此地落籍為記,取名“蒙澤縣”向皇帝李淵申報。唐皇李淵考慮到蒙氏家族對朝廷的巨大貢獻以及屯兵一方的功績,便御批圈閱:析寧浦縣蒙村置蒙澤縣。從此,蒙澤縣正式建立。建立蒙澤縣后,以蒙姓為首的政府,大力開墾土地、擴種擴收,提出用五年時間把蒙澤縣區域內的方圓20平方公里的荒草地,打造成中國種植水稻的第六大垌(據說現在的“六大垌”就是蒙澤縣時期起名的)。經過幾年的奮斗,終于把蒙澤縣建設成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豐衣足食的玉米之鄉。

唐王李世民繼承大統以后,力主機構改革,實行精兵簡政,大量裁減冗官,撤并部分州縣。于唐貞觀八年(634年),將簡州更名為橫州,隨之成立橫州府(橫州的名稱也是從這年開始得名的)。這時,李世民發現蒙澤縣地域不是很大,為了便于管理,便下令撤銷蒙澤縣建置,劃歸大橫州府管轄。至此,蒙澤縣從唐武德四年(621年)建立,至唐貞觀八年(634年)撤并,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僅有13年的建縣歷程。雖然在時間上是短暫的,但是,業績是偉大的,其歷史功績是得到朝廷充分肯定的。可以自豪地說,蒙澤縣不但書寫了中國歷史光輝的一頁,而且也給蒙姓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第九章 著名書畫家——蒙壽芝

蒙壽芝(1869---1937),又名樹培,號邋遢僧。蒙師恩之子,陜西省大荔縣西漢村人。著名的書畫家。早年間家境貧寒,其父蒙師恩與其叔父蒙師善兄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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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奮苦讀,同時中舉,這一奇跡為時人所稱道,亦引起朝廷重視,御賜匾額“兄弟同科”。其父蒙師恩中舉后,誥授昭武都尉,

欽加四品銜,并候選為守備。壽芝幼年生性聰慧,好讀書,酷愛書法繪畫。因家境貧寒,沒有筆墨紙硯,小小的蒙壽芝把黃土放在瓦盆里和成稀泥以代墨硯,把麻繩的一頭扎起來當毛筆,以方磚做紙,寫了洗,洗了寫,勤練不輟。壽芝17歲入同州(今大荔)邑癢(中國古代設在府、州、縣的官辦學堂),學臺(明清科舉考試中主持考試的官員)觀其習作,大為嘆賞,贊之曰:“字蓋十城之冠”。光緒19年(1893年),蒙壽芝以海防義捐捐官出任山西潞安府長治縣知事,任職8年有余。后遷職廣東花縣縣令,在官期間辦事公允,勤政清廉,深受紳民擁戴,離任時民眾贈送“萬民傘”、“萬人衣”,并刻奉“分疆化洽,佐治風清”匾額,以褒其政績。民國以后,蒙壽芝先后旅居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多年,寄情山水,潛心書畫。晚年皈依佛門,事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師門下,自號“邋遢僧”。 1936年底,蒙壽芝自滬上遙返故里,沿途各省、地書畫界熱情迎送,索字求畫者應接不暇,回鄉后村民好友來訪者絡繹不絕。清靜之人不慣擾攘,一代書畫名宿終因顛簸勞累身染沉疴,于次年正月仙逝于同州家中。

和于右任的金蘭之交。自青年時代起,蒙壽芝同國民黨元老、一代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經常在一起切磋書畫,過從甚密,筆下結為異姓兄弟。《陜西省文史研究館書畫珍品選》一書,收錄有蒙壽芝四幅作品,包括一幅字和三幅畫,其中兩幅畫均有于右任先生題字。一幅山水畫中,于右任先生題詞為“四山蒼翠合,一高貯空廬。無事此靜坐,默念胸中書。”另一幅“奇花倚石”畫,于右任先生題詞為“奇花倚石淡墨寫生” ,蒙壽芝與于右任先生金蘭之誼于此可見一斑。蒙壽芝晚年奉佛,民國十九年曾手書《妙法蓮花經》數卷,于右任先生在封面上題字并欣然作序,其序為:“壽芝老人幼從庭訓,有書名。長仕于晉,入民國后遂專心書畫,旅北平及上海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爭寶之,近以所書蓮花經

見示,山谷再世,此當首肯。因請其付印,公之于世。書有佛心,所被遠矣。”

蒙壽芝的繪畫、書法和篆刻等藝術作品,及家里原存的許多于右任先生的書法作品及信函,由于戰亂和“文革”中或不翼而飛,或被付之一炬,所剩無幾,令人痛心。值得慶幸的是,蒙壽芝先生書寫的對聯:“古跡雖陳猶在目,春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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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不知年”,作為陜西省麟游縣文化館的鎮館之寶。蒙壽芝手書的《千字文》真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于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整理出版。《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經面世,便引起書畫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該書先后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陜西省文史研究館、渭南市檔案館等數十家單位收藏。當代著名書法家吳三大先生在為《蒙壽芝書千字文墨跡》一書所作的序中有這樣幾句:“其畫風古樸高雅,自成天趣,食古而不泥古,獨創自我天地,每每落筆無不惟妙惟肖,令人過目不忘,可謂神情至矣!一時名噪京華滬上。” 蒙壽芝不僅具有深湛的繪畫造詣,其書法上追漢魏,下涉唐宋,真、草、隸、篆、行五體皆精,并喜金石,尤擅篆刻。原于右任書法研究會副會長、陜西師范大學書畫研究會會長劉念先教授對蒙壽芝的書法藝術作了如下評價:“三秦近代多書圣,壽老髯翁最有名。一草一行耀百世,右軍之后法尤精。”劉先生為人質樸,對書畫藝術深有研究,他把蒙壽芝與于右任并稱,足顯其書法之藝術品位。

是非分明,心存大義。民國以后,蒙壽芝長期寄身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雖然身在異地,卻情系桑梓,憂念蒼生。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前后,陜西連年大旱,全省九十縣,八十八縣成災,關中地區三年六料絕收,長流不息的渭水干涸,夏秋顆粒無收,赤地千里,餓殍載道,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年饉”。 加上當時兵荒馬亂,民國政府賑濟不力,陜西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蒙壽芝時旅居滬上,得悉這一慘狀,哀慟不已,憂心如焚,他很想為父老鄉親做點什么,然一介清貧之士,并無多少積蓄。情急之下,他一改平生不以賣藝籌財獲利之信條,在上海、南京舉辦書畫展。他深厚的藝術素養和為賑災義賣的拳拳之情強烈地震撼了人們,其書畫作品很快被搶購一空。他把義賣所得一文不留地用于賑濟災民,這一義舉得到書畫界同仁和鄉民的高度贊譽。蒙壽芝去世后,于右任先生在悼詞中對其作了高度評價:“惠被關中,澤施河內。哀鴻反哺,思猶己饑”。

“邋遢僧”的“癡”與“癖”。蒙壽芝涉獵的藝術領域相當廣泛,在繪畫藝術上,他花卉學趙之謙,在山水上以石濤為宗。其畫風在清初“四王”的基礎上略加青綠重彩,從而帶上了西北傳統畫風的渾厚氣質,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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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花卉、人物無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平日家居比較隨意,但創作時十分投入,全神貫注,一氣呵成。一次畫12扇軟屏時,茶不用,飯不思,手不停筆,運毫如飛。畫的是一根草,粗枝大葉,長莖斷枝,一條蔓彎彎曲曲地布滿了十二頁,墨色或深或淺,帶有淺黃淺藍,并以些許綠色與葉花相配,表現出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他常常告誡人們:“人不可無癖”、“人不可無癡”。他的“癖”和“癡”便是對藝術的孜孜以求。

他作畫喜用稠墨,另備一杯清水,或先調墨,或先調水,自有其妙用。他畫四吊時有這樣的口頭禪:“倒畫菊花踅撇竹,四面能畫干枝梅,蹴下隨意畫蘭草”。他常常在精致的花瓶、茶具、酒杯等器物上畫下各種圖案。他的“中秋月”、“春雨游園”、“百壽圖”、“風吹亂梅”、“風吹牡丹山楂”、“枇杷”等許多繪畫作品都堪稱藝術珍品。

蒙壽芝雖然潛心于書畫,但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方外之人。他是非分明,心存大義。尚鎮圭是陜西大荔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中華民國”開國第一屆國會議員。“二七”慘案后他不畏直隸軍閥吳佩孚淫威,提出查辦吳佩孚。他去世后,孫中山先生親書“浩然正氣”挽詞,另一位辛亥元老、湖北鐘祥人彭養光為尚鎮圭撰寫了墓志銘,銘文由蒙壽芝手書,字體剛勁流暢,靈姿秀出。由蒙壽芝為尚鎮圭書寫銘文,固然與其書名、同鄉之誼相關,同時也彰顯了他對革命的支持以及對仁人志士的崇敬。

古跡遺存成鎮館之物 1997年夏,在西安歷史博物館舉行的中日友好書協交流會上,筆者特意拜訪了原陜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當代書法大家劉自犢先生。劉先生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一次,劉先生在麟游縣參觀該縣文化館時見到蒙壽芝的一副對聯,該聯落款為“邋遢僧”,講解員不知邋遢僧為何許人,便說可能是個和尚。劉先生聞言立即予以澄清,說邋遢僧并非和尚,他有家有室,自己年輕時拜訪過此人。后來,筆者專程去麟游縣文化館見到了這副對聯:“古跡雖陳猶在目,春風相遇不知年。”筆者有意求購,被館長一口回絕:“這是鎮館之物,多少錢也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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